有一天,朋友叫我点击支持杨伟光。我说:“我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,他或许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?更重要的是,我还不确定我对死刑的立场是什么。”
死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?威吓作用、维持社会秩序吗?满足民众对于犯案者的情绪宣泄吗?
法律精神当中的“罪罚相当”,由谁来决定?
“犯罪的人该死!”尤其当你看到那些变态杀手的残忍干案手法,你会更加去认同这点。基于一个如此传统的反射性价值观,我们,当重新面对像杨伟光这样的个案的时候,愈加反映出了传统的价值观的僵硬。
当然,也正因为僵硬,我们重新去省思。
可是省思的过程当中,或许,我们又要有那牺牲的一群了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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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伟光
Posted by 聪涵 a.k.a buggie at 1:39 AM第一次接触伟光的案件,是在国会。他的代表律师Ravi来到国会,向媒体陈述伟光的遭遇。侃侃而谈、七情上脸的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,可是伟光的故事没有。
既不是未成年,也不是不知情,一个运毒的年轻人有什么值得同情的?如果每个罪犯背后的可怜遭遇都要成为声援或宽赦的考量,我们的社会究竟要包容和原谅多少罪犯?我们还需要法律和刑罚吗?
那时候,对于死刑,我没有太多的反思。
贩毒者死,天经地义。从小课本里不都是这样教育我们的吗?还记得曾经遇到攫夺匪,当时我还希望这些残害社会、伤害别人的王八蛋早死早好呢!杨伟光固然可怜,但他运毒的行为不也害了很多人吗?如果他没有被捕,他会不会运第二次?第三次?第四次?
所以,为什么要救他?
然后,我放了一个长假。跑去台北和一堆思维刁钻的人日以继夜地讨论,死刑到底好不好。谈到了犯罪背后的复杂因素,谈到了冷漠社会是否需要对罪恶负责,谈到了用生命的代价是否真的能换来社会安定?而即便能够换到,那是一个“等价”的交换吗?
夺走生命,“期盼”换得社会的稳定,是一个“等价”的交换吗?
带着这样的疑问回来上班,老板恰好就下了指示说,你去跟一跟伟光的案子吧。虽然免不了有些“哎,马上又得加班赶工了”的小小抱怨,但我很庆幸,有这个采访机会。否则我无法想象,原来所谓“死囚”的家属,竟然平凡得如此真实。
专 访伟光姐姐的时候,第一次面对镜头的她,把故事说得有点破碎。但是,伟光的姐姐表情很丰富。说到小时候兄弟姐妹被迫分散给亲戚抚养,说到小时候爸爸离开家 庭抛弃他们,脸上是伤感和无奈。说到伟光被捉、被判刑、被老板利用,脸上是愤怒和生气。说到伟光入狱后慢慢变成另一个人,一直在对家人讲佛经,姐姐的脸 上,是那种很夸张的不可思议。
而我最印象深刻的,是当她转述伟光的话,说伟光告诉她,那位叫伟光运毒的老板,家庭有多么幸福,夫妻有多么恩爱,孩子有多么乖巧时……从她的脸上,我可以看到伟光说这段话的时候,那充满向往和憧憬的神情。
伟光向往幸福,而这位老板,似乎让他看到了通往幸福的道路。姐姐说,伟光想要幸福的家庭啊。她说,他们这些家庭破裂的孩子,看到别人幸福,心里会很不舒服的。所以很多老板要伟光帮忙,他谁都不帮,偏偏就要帮这位家庭幸福的老板。可是,老板最后害了他。
我难过地在想,有没有人曾经教过伟光,幸福也有是非黑白之分?
然 后认识伟光的妈妈。患有忧郁症的她,有点木讷、呆滞,但问起孩子们的年龄、名字,她却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她不会读几个字,但读着伟光寄来的信件,她看得很仔 细、很用心。她也许不懂也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,但她会挂念孩子,会问起伟光。这位母亲也许不够坚强,她也许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孩子,但她还是一位母亲, 一位会挂念孩子,会疼惜孩子,会为孩子的不幸而哭泣的母亲。
我一样禁不住难过地在想,当这位母亲的心智和坚毅被现实击溃的时候,当她保护孩子的羽翼被生活硬生生折断的时候,我们的社会是否曾经伸出援手?
我想我可以明白,为什么一些人很固执地非要救伟光不可。因为我们不是要救一个人,而是要让整个社会得到救赎。
想 一想。当我们愤怒地在谴责运毒的年轻人,指着他们的鼻子骂他们是加害者的时候,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一些问题?例如说:我们的社会有没有去关注,那些活在社 会边缘的弱势群体?我们有没有去正视,他们的贫穷、辍学、叛逆和不幸?我们有没有尝试帮忙,避免他们走上错误的道路,无助地去追寻他们自以为是的“幸福 ”?我们有没有想过,他们可能也是社会冷漠和无情的受害者?
我们其实没有。我们没有去想象别人的不幸,然后去舒缓他们的痛苦。但我们最后狠心决定,为了避免这些边缘人造成自己的不幸,我们夺走他们的性命吧!以儆效尤。
可是,夺走了一条又一条的性命后,我们的社会变得更美好了吗?也没有。
为什么要给生命第二次机会?为什么要给伟光第二次机会?
因 为通过剥夺生命,我们的社会除了制造更多痛苦以外,并不会得到多少好处。伟光死了,毒品的问题不会解决。幕后的大老板一样可以哄骗和诱惑其他年轻人,为他 们卖命。你以为他们会在乎牺牲几个人吗?伟光死了,社会的缺陷不会被弥补。贫困和破碎的家庭不会减少,辍学和叛逆的孩子不会不见。你以为社会问题会因为一 条生命的牺牲而得到根治吗?
但伟光死了,有一个家庭会失去原本已经所剩无几的幸福。
那位在新加坡总统府前屈膝下跪、痛哭 流涕的60岁的男人;那位肩膀瘦弱却要扛起沉重担子,年纪轻轻却要处理种种问题的20岁的妹妹;那位刚失去了丈夫,带着5个孩子又可能要失去弟弟的30岁 的姐姐;那位挂念孩子却从来不懂发生什么事的妈妈;那位为生活折腰还要为弟弟奔波到声音嘶哑的哥哥…………这些平凡如你我的人们,还没有来得及从死刑的存 在中看见美好的社会,就已经要经历失去亲人的痛苦。就这样,一个家庭的故事结束了。
然后呢?
坦白说。决定处死一个人,其实不需要什么勇气。
决定不处死一个人,决定用剥夺生命以外的方法来与罪恶抗战,才需要莫大的勇气。
我们的社会什么时候才会有这种勇气,去创造尊重生命和相信人性的价值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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