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天，朋友叫我点击支持杨伟光。我说：“我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，他或许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？更重要的是，我还不确定我对死刑的立场是什么。”
死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威吓作用、维持社会秩序吗？满足民众对于犯案者的情绪宣泄吗？
法律精神当中的“罪罚相当”，由谁来决定？
“犯罪的人该死！”尤其当你看到那些变态杀手的残忍干案手法，你会更加去认同这点。基于一个如此传统的反射性价值观，我们，当重新面对像杨伟光这样的个案的时候，愈加反映出了传统的价值观的僵硬。
当然，也正因为僵硬，我们重新去省思。
可是省思的过程当中，或许，我们又要有那牺牲的一群了……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Posted by 聪涵 a.k.a buggie at 1:39 AM
第一次接触伟光的案件，是在国会。他的代表律师Ravi来到国会，向媒体陈述伟光的遭遇。侃侃而谈、七情上脸的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，可是伟光的故事没有。
既不是未成年，也不是不知情，一个运毒的年轻人有什么值得同情的？如果每个罪犯背后的可怜遭遇都要成为声援或宽赦的考量，我们的社会究竟要包容和原谅多少罪犯？我们还需要法律和刑罚吗？
那时候，对于死刑，我没有太多的反思。
贩毒者死，天经地义。从小课本里不都是这样教育我们的吗？还记得曾经遇到攫夺匪，当时我还希望这些残害社会、伤害别人的王八蛋早死早好呢！杨伟光固然可怜，但他运毒的行为不也害了很多人吗？如果他没有被捕，他会不会运第二次？第三次？第四次？
所以，为什么要救他？
然后，我放了一个长假。跑去台北和一堆思维刁钻的人日以继夜地讨论，死刑到底好不好。谈到了犯罪背后的复杂因素，谈到了冷漠社会是否需要对罪恶负责，谈到了用生命的代价是否真的能换来社会安定？而即便能够换到，那是一个“等价”的交换吗？
夺走生命，“期盼”换得社会的稳定，是一个“等价”的交换吗？
带着这样的疑问回来上班，老板恰好就下了指示说，你去跟一跟伟光的案子吧。虽然免不了有些“哎，马上又得加班赶工了”的小小抱怨，但我很庆幸，有这个采访机会。否则我无法想象，原来所谓“死囚”的家属，竟然平凡得如此真实。
专 访伟光姐姐的时候，第一次面对镜头的她，把故事说得有点破碎。但是，伟光的姐姐表情很丰富。说到小时候兄弟姐妹被迫分散给亲戚抚养，说到小时候爸爸离开家 庭抛弃他们，脸上是伤感和无奈。说到伟光被捉、被判刑、被老板利用，脸上是愤怒和生气。说到伟光入狱后慢慢变成另一个人，一直在对家人讲佛经，姐姐的脸 上，是那种很夸张的不可思议。
而我最印象深刻的，是当她转述伟光的话，说伟光告诉她，那位叫伟光运毒的老板，家庭有多么幸福，夫妻有多么恩爱，孩子有多么乖巧时……从她的脸上，我可以看到伟光说这段话的时候，那充满向往和憧憬的神情。
伟光向往幸福，而这位老板，似乎让他看到了通往幸福的道路。姐姐说，伟光想要幸福的家庭啊。她说，他们这些家庭破裂的孩子，看到别人幸福，心里会很不舒服的。所以很多老板要伟光帮忙，他谁都不帮，偏偏就要帮这位家庭幸福的老板。可是，老板最后害了他。
我难过地在想，有没有人曾经教过伟光，幸福也有是非黑白之分？
然 后认识伟光的妈妈。患有忧郁症的她，有点木讷、呆滞，但问起孩子们的年龄、名字，她却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她不会读几个字，但读着伟光寄来的信件，她看得很仔 细、很用心。她也许不懂也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但她会挂念孩子，会问起伟光。这位母亲也许不够坚强，她也许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孩子，但她还是一位母亲， 一位会挂念孩子，会疼惜孩子，会为孩子的不幸而哭泣的母亲。
我一样禁不住难过地在想，当这位母亲的心智和坚毅被现实击溃的时候，当她保护孩子的羽翼被生活硬生生折断的时候，我们的社会是否曾经伸出援手？
我想我可以明白，为什么一些人很固执地非要救伟光不可。因为我们不是要救一个人，而是要让整个社会得到救赎。
想 一想。当我们愤怒地在谴责运毒的年轻人，指着他们的鼻子骂他们是加害者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一些问题？例如说：我们的社会有没有去关注，那些活在社 会边缘的弱势群体？我们有没有去正视，他们的贫穷、辍学、叛逆和不幸？我们有没有尝试帮忙，避免他们走上错误的道路，无助地去追寻他们自以为是的“幸福 ”？我们有没有想过，他们可能也是社会冷漠和无情的受害者？
我们其实没有。我们没有去想象别人的不幸，然后去舒缓他们的痛苦。但我们最后狠心决定，为了避免这些边缘人造成自己的不幸，我们夺走他们的性命吧！以儆效尤。
可是，夺走了一条又一条的性命后，我们的社会变得更美好了吗？也没有。
为什么要给生命第二次机会？为什么要给伟光第二次机会？
因 为通过剥夺生命，我们的社会除了制造更多痛苦以外，并不会得到多少好处。伟光死了，毒品的问题不会解决。幕后的大老板一样可以哄骗和诱惑其他年轻人，为他 们卖命。你以为他们会在乎牺牲几个人吗？伟光死了，社会的缺陷不会被弥补。贫困和破碎的家庭不会减少，辍学和叛逆的孩子不会不见。你以为社会问题会因为一 条生命的牺牲而得到根治吗？
但伟光死了，有一个家庭会失去原本已经所剩无几的幸福。
那位在新加坡总统府前屈膝下跪、痛哭 流涕的60岁的男人；那位肩膀瘦弱却要扛起沉重担子，年纪轻轻却要处理种种问题的20岁的妹妹；那位刚失去了丈夫，带着5个孩子又可能要失去弟弟的30岁 的姐姐；那位挂念孩子却从来不懂发生什么事的妈妈；那位为生活折腰还要为弟弟奔波到声音嘶哑的哥哥…………这些平凡如你我的人们，还没有来得及从死刑的存 在中看见美好的社会，就已经要经历失去亲人的痛苦。就这样，一个家庭的故事结束了。
然后呢？
坦白说。决定处死一个人，其实不需要什么勇气。
决定不处死一个人，决定用剥夺生命以外的方法来与罪恶抗战，才需要莫大的勇气。
我们的社会什么时候才会有这种勇气，去创造尊重生命和相信人性的价值？
